《岁月与性情》 –周国平

第三部　农村十年

十二、君子敬其在己者

在当时的环境中，我所面临的危险是双重的，既可能被环境改造成一个像动物那样活着的庸人，也可能主动地适应环境去追求表面的成功。其实二者都是被环境同化，后者所造就的不过是另一种形态的庸人罢了。一个在地区宣传部工作的大学生好心地劝我，多给没有水平的报纸写些没有水平的稿子，见报多了，就会逐渐引起注意，得到重用。事实上，他自己就是这样走出来的。开始时，我听从他的劝告，真的给广西日报寄了几篇稿子，但都石沉大海。幸亏结果如此，使我及时停止了这种愚蠢的努力。我看清楚了，要走捷径就必须迎合某种我不喜欢的东西，我何苦这样委屈自己，还不如走我自己的寂寞之路来得舒心。有人知道我在埋头用功，问我：“你学得再好，懂得再多，又怎么样呢？”我心想，处境优劣，地位升降，由不得我自己，有没有真才实学，却在于我自己了。我只追求自己可以做到的事情，不去考虑不由我支配的事情，也就落得了一个心安理得。荀子的话为我提供了有力的支援：“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小人错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因此君子“日进”，小人“日退”。

从1974年起，我的若干老同学陆续上调到了自治区一级机关。刚听到这类消息，我颇受刺激，为自己的遭遇感到不平。后来，我在出差时拜访了他们，看到了他们的状态，心里反而坦然了。他们中有的人一副志满意得的样子，教导我说：理论问题的结论从来是由权威来做的，搞理论研究毫无必要，文学、艺术、理论等等全是雕虫小技。然后，语重心长地规劝我搞好人事关系，如此才会有前途。我发现，他们一如既往地对精神事物没有兴趣，唯一的变化是更加世故了。接着，又传来消息，一个曾经宣布屈原和李白都是反动文人的同学调入大学教书了。我心里越来越平静了，相信自己有权利看轻所谓机会和运气，蔑视一切虚假的成功，以真实的成绩傲笑空洞的名位。

我仍然看不到自己在现实中有什么前途，但是，这种处境反倒使我形成了一种内在的自信和定力。我相信，我是走在正确的路上。因为我有自己的精神追求，所以，现在处境恶劣不能使我止步，一旦处境好转同样也不会使我止步。相反，那些没有自己的精神追求的人，世故和运气也许可以带给他们一个好位子，但永远不可能使他们真正有所作为。回头去看我当时的日记，我发现，我的为人处世的态度已经十分坚定而明确，甚至在表达上也与今天相当接近。也许，牢固地确立一种做人原则，看重内在的精神性成就远超过外在的社会性成功，便是资源八年半历练的主要收获吧。让我从日记中摘录一些句子——

“看到无能的人走运，我不羡慕，因为他终究是无能的。看到有能力的人走运，我不嫉妒，因为这是他应得的。”

“庸人很容易满足，有所不满也是因为琐碎的事情。精神性的人无论在怎样的处境中不会完全满足，也不会完全不满。”

“我的吃亏在太老实，如果像那种沽名钓誉之辈行事，决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但是，本性难改，宁肯老实而默默无闻，不愿滑头而飞黄腾达。所以，恐怕只能如此以终了。”

“生活苦吗？环境乏味吗？但我不羡慕任何人。我为我是我自己而感到幸福。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而精神是不能传染的。我永远不会羡慕那些缺少精神的人，不管他们在别的方面多么富有。”

“尽管久居僻地，我还是勉力发奋，不让自己颓败下去。在这种环境中，不知有多少人沉沦了。想到这一点，还是可以聊以自慰的。每当我勤奋做事的时候，想起那些什么事不做、什么学问没有、专凭职权欺压百姓的人，就禁不住轻蔑地一笑。尽管他们气势汹汹，我还是有权利蔑视他们的。”

“即使一辈子受冷落，我也宁愿做一个默默无闻但有真才实学的人，而决不做一个不学无术的沽名钓誉之徒。说这是清高也好，说这是志气也好，反正我是决定这样一意孤行了。”

当然，若问我究竟做出了什么成绩，其实也很可怜。在那样的环境中，我所能做的不过是尽量找书读和写点东西罢了。七十年代初期，书店里根本没有值得一读的书出售。我在县中学图书室里发现了一套很不全的万有文库，真是欣喜不已，陆续借来读了。《鲁迅全集》重印，我让家人在上海买了寄来，重读了一遍。闲读杂书不能使我满足，我特别想做一点系统的研究，苦于无从着手。1973年，评法批儒开始，给我提供了一个题目。当时我对这场宣传攻势的背景和用心并不了解，但觉得基调是有问题的，曾在日记中写道：“儒法两家代表封建统治阶级的两手，所谓王道和霸道是也。过褒过贬，似不妥当。现在尊法批儒，大约是要为文化大革命辩护吧。”不过，借此机会系统读一下两家著作，也是好事。正巧小早得到一套印影线装的《韩非子集解》，我便让他寄来借我一读。那时我正在一个很落后的村子下乡，夜晚没有电灯，跳蚤叮得人无法入睡，我便打着手电筒读书。读完后，我很想写一写，但觉得资料不够，就写信给见过几面的地委宣传部长，求她帮我借书。她回信表示拒绝，理由十分特别，竟是因为韩非子不属于宣传报道范围。最后我还是写了一篇三万多字的论文，题为《韩非的法治理论》。在当时，这样的东西当然不可能发表，不过我的目的从来是自己弄清问题。清楚了有何用？不知道。但是，清楚总归比不清楚好吧，而且我总算是在做点事情了。

第四部　走在路上

一、解冻

1978年10月，我走出广西山沟，重返阔别十年的北京，立刻就置身于一种令人兴奋的氛围中了。转型初期的北京，正是一派解冻的景象。

由于没有自己的校舍，社科院研究生院暂时设在北师大校园里，租用那里的教室和宿舍。唯有哲学系例外，在北京市工会干校租屋办学，地点在陶然亭公园南面。一间大教室住十二个人，每人只有一张床和一只小桌子的空间，十分拥挤。草创之初，看得出社科院没有办学经验，课程和教员都落实不了，给人以乱糟糟临时对付的感觉。不过，这一切都不算什么。对于我来说，重要的是生活已经重新开始，我感到自己有无穷的精力，前面的路再次通向种种美好而未知的事物。

开学几天后，研究生院党委书记温济泽在北京实验剧场作报告，把研究生们的兴奋心情推向了高潮。他在报告中列数中国社会科学的贫困状况，号召我们发奋改变，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两万人口的小国圣马力诺出版了几十卷的百科全书，要与我国交换，而我们只拿出了一本新华词典。他慷慨激昂地宣布：“我们研究生院是贫农，无立锥之地，可是，今后我们要让你们每人住一间房，安上彩色电视！”须知彩电在那时尚属稀罕物品呀。他还宣布：“我们不但要不戴帽子，不抓辫子，不打棍子，而且还要不装袋子。现有的档案也要清理，把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统统去掉！”我清楚地记得，说到这两处时，全场真正是掌声雷动，而这位天真的热血老人自己也感动得热泪盈眶了。不消说，他的诺言未能兑现，至少直到我们毕业，研究生院仍无立锥之地，依然寄人篱下。至于民主化的进程，也比他所想象的曲折漫长，后来他自己好像就吃了不少苦头。当然，进展也是巨大的，一个明显的事实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档案对人的束缚越来越弱，“装袋子”已经不再能吓唬多少人。

十、写作与心灵生活

说到我的作品的社会意义，我想提一下我的好友邓正来写的一篇评论。正来是学界公认的成就卓著的严肃学者，多年来专注于学术，从不写学术之外的东西。可是，在读了我的《南极无新闻》之后，他破例写了一篇题为《社会的“眼睛”与独行的个人》的评论，写完后按捺不住兴奋的心情，激动地给好几人打电话朗诵。这本书是我参加人文学者南极行活动的记录，由日记和思想札记组成。全书既记录了我在南极生活两个月的新鲜体验，字里行间又贯穿着我对活动的强烈新闻色彩的不满和抵制。正来独能从后者中看出，这本书是“一个哲学家以其独特的视角对他个人在社会‘眼睛’盯视下的抗争实践所做的描述”，抗争方式是“参与其间但决不放弃自我，生活于其间但决不放弃对它进行批判的权利，力图以一种独语的方式去重构这个社会”。显然，他说的不只是这次南极之行，而是我对待社会性事物的一般方式。他抓得真准，我读了有恍然大悟之感，虽然我一向是这样做的，但自己从来没有如此清晰地意识到。我相信，他的这个解读也完全能用来解释我的一般散文作品之介入社会的方式。

十一、不是博导

博士生导师是中国学界特有的一个称谓，简称博导。我不是博导。其实我是愿意带学生的，也经常有青年人热切地希望做我的学生。我于1994年当上研究员，按理说就有了带博士生的资格，便向哲学所当时的负责人提出了这一要求。哲学所招研究生一直苦于报考者稀少，所里一些好心人听说我要招生，便兴奋地说，这回考生该挤破门了。但是，他们白高兴了一场，我的申请迄无下文。此后我不再主动申请，不过，大约是一年一度申报的时候了，有一次我也曾被问到是否报名，我给了肯定的答复，但同样再没有下文。我不知道原因是什么，也从不去打听，因为我觉得，倘若我去查问，对于我和被问者都是一种侮辱。

两年前，我收到一封信，是一位在复旦大学读完了博士和博士后、现任一所名牌大学教授的先生写给我的，他在信中表示要报考我的博士生。这封信促使我再次向所里有关人员询问事情的可能性，得到的是否定的回答。我给这位先生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今天去哲学所，读到你的来信。你在获得博士学位、完成博士后项目、担任教授之后，仍希望报考我的博士生，这种虚怀若谷的态度令我敬佩，你对我的信任也令我感动。但是，有一个情况也许会让你感到意外：我迄今不是博导，没有带学生的资格。我曾经提出过要带学生，没有下文，此后我就不再提了。我本人对这种情况并不太在乎，凡属体制内争名夺利之事，我一向退避三舍，一试之后决不再试。然而，今天读了你的信后，我还是破例去询问了有关部门，得到的答复是，今年有新规定，满五十七岁者（今年我刚好如此）不再有申请博导之资格。我不是一个狂妄之人，但是，我仍不禁要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感到遗憾，因为它自己剥夺了刷去其一个污点的机会。

“当然，如果你肯委曲求全，哲学所里博导有的是。不过，坦率地说，其中有些人是做我的学生也不配的。设身处地为你考虑，我的想法是：倘若你的目的是转到北京或中国社科院来工作，那么，随便报考谁都可以，反正那只是一个工具；倘若你是想回到哲学，那么，其实你不必再读一次博士生，你完全能够凭自己的力量做到这一点。即使我有资格招你，我也会向你提出这个建议。在这种情况下，我很乐意以一个同行的身份与你切磋和交流。”

请允许我把回信也摘引在这里：“我对目前体制也颇难理解。我的不少本科同学在中国社科院，早在九十年代中期已经是博士生导师。您的学问当然在一般学问之上，因为超越了知识，是一种深入的生命之思。我也不是要来北京工作，如果想来，是一直可以来的。我把博士当论文课题做，而且由此结识我认为可以为师、有益于智性学问的人。哲学所里我真正佩服的人不多，其中就有您和李泽厚。”

满五十七岁者不能带学生，这个规定本身就很荒谬，姑且不论。我在五十七岁前为什么也一直不被允许带学生呢？隐秘的原因也不去揣摩，我估计，堂皇的理由不外是说我不务正业。我写的哲理散文是不能算学术成果的，这我知道，也不在乎，我本来就不是为了一个统计数字而写作的。可是，因为我写了这些东西，我做的尼采研究和翻译也不存在了吗？直到现在，我不是还被公认是这一领域里的领先人物吗？看来，中国学术界的奇怪规则是，在评估你的学术能力时，你的文字表达能力是作为负数加入计算的。凡是表达生动的文字，不管所表达的内容是什么，都不能算做成果。不仅如此，而且因为它们的存在，对你的形式上符合标准的学术成果的评估也要相应地打折扣。因此，如果你写了大量有文采的——因此而被判定是非学术的——著作，那么，在它们的抵消下，即使你的那些可以被承认是学术性的著作在绝对数量上也不少，在质量上相当高，至少高于他们生产的大多数产品，他们仍然认为自己有权对之忽略不计。

我对单位里的事一向不闻不问，对体制内的任何利益也从来不争。我有太多的事要做，没有工夫去关心这些，从不参加评奖之类，也不知道谁得了奖。社科基金是体制内的一大利益，很早前我申请过，被否决了，后来就不再申请，只是在实行人人必须有课题的制度以后，才申报了一个小课题，否则就得下岗。我弄不清各种利益机制，也不想去弄清。有一回，我非常偶然地看出了一点名堂。2002年底，院里下达岗位津贴新标准，研究员分两档，让大家投票，算是民意调查。第一档的条件规定得很明确，诸如学科带头人、获奖者、重点课题负责人之类。选票上开列了全所在岗研究员名单以及相应指标，包括博导、获奖、学术委员、评审委员、重点课题、突出贡献、特殊津贴等，每人的情况一目了然。我第一次发现，大多数人的指标都很有内容，我却几乎是空白，只有特津一项，而这一项在我这个资历上差不多人人有份，后来只因为停止执行了，资历较浅者便不再有份。我忽然悟到，所有这些指标是互相关联的，只要你得到其中关键的一项，譬如说重点课题，其他的利益就会跟随而来。相反，如果你不去争或者争不到，也就一失俱失，没你的事了。

我在这里所说的其实不是单位上的事，而是学术界的普遍情况。说心里话，我对我的单位很满意，各届头头对我都相当宽容，一般人员也对我十分友好。我最满意的是这一份职业，想象不出世界上还会有更好的职业，拿了工资却不用坐班，可以坐在家里研究自己感兴趣的课题。在这样的单位，一个人只要有自己的真兴趣，不去卷入琐屑的利益之争，就可以过得很自在。我是充分享受到这个好处了，至于那些我没有得到的利益，本来就不是我想要的，我只是在叙述事实，没有丝毫埋怨的意思。惟一略觉遗憾的是不让我带学生，因为我相信我能带得很好，不该让那些想跟我学习的青年人失掉这个机会。关于中国当今的学术腐败，已有一些公开的批评，人们在私下里谈得更深。我未作任何调查，只说一说直觉。我的感觉是，当今学界的根本问题是官场化，并且带进了当今官场的一切腐败现象。其中的关键一点是，决定一个学者的地位和待遇的评定机制是非学术的，起首要作用的是权力、人际关系等官场因素，辅以同样非学术的工作量指标。这两者之间还有着某种联系，比如说，一个人很容易凭借权力掌握一些大型课题，让别人去做具体工作，却也计算入自己的工作量之中。我常常为国家每年支出的大量课题经费感到心疼，我相信会有一些做出了真正有意义的贡献的课题，但是，也生产出了许多学术垃圾。一个课题一经立项就可以得到经费，完成后出书也就不成问题，而只要出了书就是学术成果，提高了学术地位，亦即增强了获取更多课题经费的资格，如此形成循环。课题立项有此奇效，人们怎会不竭尽全力为之奋斗呢。课题还分级别，级别越高利益越大，不光经济上如此，级别本身就直接意味着和转化成权力。可是，有多少人问一下，这样制作出来的所谓学术著作现在和将来究竟有没有人读。事实上，人们都心中有数，许多书刚生产出来就被人遗忘了，其唯一的用处是充当课题立项循环中的必要环节。把眼光从一个单位移向整个社会，人们会发现，当今的学术界很像一个大社交场。有一些学者俨然大忙人，他们挂着各种学术头衔，忙于跑关系和拉经费，不停地举办或参加各种学术名目的活动，却永远坐不下来认真做一点学问。每当我接到一张写满各种头衔的名片，我就惊愕自己又结识了一个精力超常的人，并且永远断绝了再见这个人的念头。学界的腐败不止于此，耳闻的一些情况使我瞠目结舌，某些教育从业者的灵魂堕落简直骇人听闻，竟然利用在招生、考试、毕业等事情上的权力索取贿赂，包括索取性贿赂。当这种现象成为一种风气时，天下父母怎么还忍心把自己的孩子送进大学尤其是名校啊。

有时想一想不禁好笑，很长时间以来，我已经不参加学界的任何活动了，不管是体制内的还是体制外的，但我也不属于别的什么界，真是哪界也不搭。但是，我又非常勤奋地工作着，只是我的工作与任何人不构成竞争，因而无须在这工作之外去为胜负得失奔忙罢了。我不是一个很自信的人，但我的自信恰好达到这个程度，使我能够不必在乎外来的封赐和奖赏。我的生活中没有用身份标示的目标，诸如院士、议员、部长之类。那些为这类目标奋斗的人，无论他们为挫折而焦虑，还是为成功而欣喜，我从他们身上都闻到同一种气味，这种气味使我不能忍受和他们在一起呆上三分钟。我曾经也有过被虚荣迷惑的年龄，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看清事物的本质，尤其还没有看清我自己的本质。我感到现在我已经站在一个最合宜的位置上，它完全属于我，所有追逐者的脚步不会从这里经过。我不知道我是哪一天来到这个地方的，但一定很久了，因为我对它已经如此熟悉。

十二、安静的日子

一个人单凭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就能确保衣食无忧，无须为生计去做不情愿的事，这真是人生莫大的幸运。我尝设想，倘若中国仍是从前的样子，个人的命运基本上取决于权力的大小和勾心斗角的胜负，我必定至今仍是一个倒霉蛋。所以，我真心感激市场经济。我不是为市场写作的，但是，市场的奇妙之处就在于，它给一个不是为它写作的人也提供了机会。

在九十年代中期以后，我没有了固定的朋友圈子，各种热闹的聚会都和我无关了，一开始有些不习惯，后来发现这样挺好。对于人际关系，我逐渐总结出了一个最合乎我的性情的原则，就是互相尊重，亲疏随缘。我相信，一切好的友谊都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不是刻意求得的。我还认为，再好的朋友也应该有距离，太热闹的友谊往往是空洞无物的。现在我仍有一些很好的朋友，其中有学界同行，也有艺术家、企业家、政治家。我和艺术家朋友比如老六、修龙、和平在一起感到格外愉快，我在他们身上欣赏自由率性的生命状态，他们则从我这里收获沉默以及——据他们说——还有智慧。在我的企业家朋友中，我要特别提一下阿良。我们相识时，他还是一个插队知青，二十多年来，我们的友谊从未有过瑕疵。他真正是二十多年如一日地对我怀着兄弟般的情谊，无私地关心我和帮助我。我真切感到，他把我看得比他自己更重要，即使全世界都背弃我了，他仍将毫不犹豫地保护我。在学界中，我自己感到惊奇的是，以狂出名的正来成了我的挚友。我们好像是很不同的人，在性格上，他奔放，我内敛，在志趣上，他专注于学术，我沉浸于生命之思。我欣赏他是不用说的了，因为他学问做得真是好，身上又有一股可爱的豪气。我没有想到的是，以他这样一个似乎惟有学问高的人，竟比学界许多人更能理解我的作品和心性。阿良和正来都是侠义之人，啾啾出生后，他俩自然而然成了啾啾的教父，啾啾真是好福气。

现在我与外界的各种热闹距离越来越远了，基本上不参加社会活动，偶尔参加也只是因为受了那个地方的景物的吸引。我一直是不善于与人打交道的，尤其是与不熟悉的人，一旦置身于一群陌生人中，比如开什么会的场合，便手足无措，发言也必定张口结舌。这样的一个人，当然就应该尽量少去外面凑热闹，顺应自己的天性过一种宁静的生活了。

十三、仍是那个我

在写这部自传时，我翻阅了过去的日记，一面对我的生活场景的巨大变化感到吃惊，一面又发现，其实我自己并没有多大变化，我的性情依旧，仍然是从前那个既敏感又淡泊的少年。也许，人是很难真正改变的，内核的东西早已形成，只是在不同的场景中呈现不同的形态，场景的变化反而证明了内核的坚固。

现在我似乎出了一点名，走到哪里，都会遇见喜欢我的书的读者。可是，这个我不就是在广西山沟里用功读写却始终默默无闻的那个小公务员吗，或者，不就是在北大课堂上耽于读课外书而不好好听课的那个学生吗？我早就养成了自主学习和工作的习惯，区别只在于，从前这遭到非议，现在却给我带来了名声，可见名声是多么表面的东西。如果没有这些名声，我就会停止我的工作了吗？当然不。这种为自己工作的习惯已经成为我的人格的一部分，把它除去，我倒真的就不是我了。我相信，凡创造者必定都是热爱工作、养成了工作习惯的人，这工作是他自己选定的，是由他的精神欲望发动的，所以他乐此不疲，欲罢不能。那些无此体验的人从外面看他，觉得不可理解，便勉强给了一个解释，叫做勤奋。世上许多人是在外在动机的推动下做工作的，他们的确无法理解为自己工作是怎么一回事，一旦没有了外来的推动，他们就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了。还有一些聪明人或有才华的人，也总是不能养成工作的习惯，终于一事无成。他们往往有怀才不遇之感，可是，在我看来，一个人不能养成工作的习惯，这本身即已是才华不足的证明，因为创造欲正是才华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常常有人谈对我的一种印象，觉得我为人谦和，谦和中又藏着不易觉察的傲气。我自己反省，这部分地符合事实。之所以说是部分，因为还有一部分也许出自误会。我一向不善于交际，在不太熟悉的人面前会拘谨，为了避免彼此尴尬，便宁可保持距离，这种态度可能会被误解成骄傲。不过，我从中学起就有清高之名，清高当然是一种傲气。我在两种人面前最克制不住傲气，一是功名利禄之徒，二是自以为是之辈。我在本质上是比较自卑的，原因之一也许是太专注于内心，因而外部世界广大的领域是我所陌生的，一旦跨入那个领域，我就会不知所措，一旦见到那个领域里的能人，我就会自惭形秽。可是，我毕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见得多了，也就有了基本的判断力。我的发现是，极其自信者多半浅薄。对于那些在言行中表现出大使命感的人，我怀有本能的反感，一律敬而远之。据我分析，他们基本上属于两类人，一是尚未得逞的精神暴君，另一是有强烈角色感的社会戏子。和他们打交道，只会使我感到疲劳和无聊。在我看来，真正的使命感无非是对自己选定并且正在从事的工作的一种热爱罢了。遇见这样的人，我的血缘本能就会把他们认做我的亲兄弟。

年轻时我是一个十分怕羞的人，每次要去见一个生人甚至并非太生的人时，我会在那个人的门外徘徊许久，好不容易鼓起勇气敲门，如果那个人不在家，我反倒松了一口气。现在见过了一点世面，脸皮厚了一些，但基本的性格是难改的，见生人仍使我感到不自在。羞怯似乎是一种美，我自己心里明白，事实上我是笨拙。我不愿意揽社会上的事情，重要的原因也是笨拙。如果要指导青年学生，更适合于我的方式是小范围内的言传身教，而不是大庭广众中的讲演。我真是怵讲演，对这类邀请的第一反应是推辞，万一心软接受了，灾难便从此开始，直到讲演之日没有一刻心安。善演讲的人有三个特点，而我都缺乏。一是记忆力，名言佳例能够信手拈来，而我连自己写的东西也记不住。二是自信心，觉得自己是个人物，老生常谈也能说得绘声绘色，而我却连深思熟虑过的东西说起来也没有信心。三是表现欲，一面对听众就来情绪，而我却一上台就心慌。我的讲演偶尔也有成功的时候，那多半要感谢听众，他们的情绪实在太好，把我的情绪也调动起来了，使我仿佛变了一个人，竟然也能口若悬河了。可是，多数时候，我是怀着对自己沮丧和对听众歉疚的心情走下讲台的。

一个人年轻时，外在因素——包括所遇到的人、事情和机会——对他的生活信念和生活道路会发生较大的影响。但是，在达到一定年龄以后，外在因素的影响就会大大减弱。那时候，如果他已经形成自己的生活信念，外在因素就很难再使之改变，如果仍未形成，外在因素也就很难再使之形成了。我庆幸自己较早就形成了自己的生活信念，业已走在合乎自己天性的生活道路上了。那么，我就这样继续走下去吧。

我心中再没有困惑了吗？当然不是。人能够用智慧解除许多困惑，但是，我越来越看清楚，有一些困惑是用智慧解除不了的，那是人生的大困惑。我用智慧解除了人生的小困惑，所以现在过着安静的日子，并且感到乐在其中。然而，这安静的日子也许仍不是我的归宿。我的归宿在哪里呢？那一定是一种解除了人生的大困惑的境界，我还不清楚它是什么，但我知道，在那个境界中，我今生今世的全部日子都将受到祝福。

2004年5月10日完稿